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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处理正确与否不再是政府本身的问题，而成为了法官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法院窃取了政府的行政权。
[16]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同理，在直筒子市内、开发区等设立的基层人民法院对应的本级则是（地）市级，应由（地级）市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23]辖县地级市的合宪性，实为一个关于较大的市的解释学问题。[55]笔者认为，该方案错误使用了解释规准，导致结论已经偏离了文本可能的表意范围。然而，将产生与司法人员相联结，得出审判人员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结论，难免超出我国《宪法》第3条第3款的表意范围。根据我国《宪法》第95条、第97条的规定，命题一的成立没有疑义。[10]参见何勤华主编：《法治建设与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180页。
关于代管市的宪法问题需另文探讨。申言之，即便宪法文本不使用较大的市，而是直接规定市分为设区、县的市与不设区、县的市，也不会影响宪法整体的规范内涵。在主观权利理论备受质疑和挑战的今天，主观权利话语体系已经不能覆盖所有的客观法规范，在裸露之处只能以客观法话语来填补。
（二）生活世界中人的具象因为人权概念是移自西方具象世界的抽象物，其与中国之对立和冲突实质上源自中西方两个具象世界的对立与冲突，也即是中西方不同生活世界中具象人的对立与冲突。西方传统特别是康德建立的传统是按照理性个人设定—自治自律—实现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路线推理的。[49]这一富有启发性的判断是基于西方法律法学史作出的，就中国法学法律史而言，客观人权规范则是先在于主观权利规范的。2004年修正案宣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增加行政补偿条款（第十三条），实现了对公私财产的平等保护。
如果说西方人是逻辑型、对抗型、个体型的人的形象，中国人就是经验的、关系的、群中的人的形象。但这些仍然是在群本位底层逻辑上展开的，无论个性思维、个体意识、观念和文化如何强劲，都不足以构成对群本位的动摇和替代。
平面化独在人预设对应单薄的人权，而立体化共在人预设对应厚实的人权。对理性、自治、自律的反思使得列维纳斯主张跳出自我独白，放下唯我，超越互惠，走向他者，走向关系的存在[59]。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缔造了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西方人权中的人是抽象而独在的，所以往往是只讲自己的人权而罔顾责任，但中国文化观念中的人从来都是具体而共在的，所以断不会只讲自己的人权而不讲责任。
自我主动地创造世界，突破一切束缚，达到真正的自由，这就将自我观念推向了极端。无论是古老的政治学、宗教学、法学还是晚近成型的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均要以人的形象和概念理念预设为开端。徐行言认为，中国文化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个人仅被看作群体的一分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其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中国人是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托付给所属群体的。人权根源于生活世界中的人，中国人权应该从西方性回归中国性，从人的抽象回归人的具象。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文化共享促进价值观同化，提升沟通有效性，并为大规模人际合作和社会有序提供基础，同时也类化着其所及范围内的人，为人们提供行动指引和行为校准。
中国近代以来在器物制度上向西方学习不能说不彻底，民国时期国家制度迅速洋化，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科学、民主、人权造新民，乡村建设派扎根乡村谋乡治。在人权制度与规范上，体现为进一步完善了实现全民脱贫、全民小康、制度化保障人的尊严与价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分别对应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所必需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体制保证、社会条件的宪法法律体系。
（一）传统人权之平面独在人设定在人类文明史上，当有人把面向外在世界的目光转回自身并反思人是什么时——也就是设计出希腊神话斯芬克司之谜时，就开启了人的观念与理念的历史。宪法法律要规范规制的是生活世界而非理念世界，因而其中的全体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或伦理学概念，而是面向生活世界的具象人的集合。而且今天的中国人权学界依然有大量学者致力于借西方人权理论范式完成中国人权理论体系构建，应该说收效甚微。[49]陈帮峰：《主观权利概念之理论检讨——以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问题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55页。[59]同前注[39]，[法]列维纳斯书，第198-201页。而西方人权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与理性相伴而生，基于先验、发乎逻辑、归于理念。
[39][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201页。无论是主张天赋人权还是反对天赋人权的观点，也无论是主张人的自然性、超验性、抽象性还是关系性、他者性、责任性的学说，大多都是在理念王国中推演而成的。
生活世界是人权的根源所在，规范世界是人权的意义限定。这一信条忽略了约瑟夫.拉兹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性，即当人们相信某些条件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甚至愿意为确保这些条件而奋斗的时候，人们是无需主张或者拥有权利的。
见[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20][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页。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不是抽象的东西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历史，他坚决反对把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从西方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明脱胎而来的西方人权观，在近代获得科学理性的加持和同质历史时间概念的辩护，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新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迷信，在一部分人眼中已经成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和同质化标准。[38]萨特指出：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关键词: 当代中国人权 中国性 共在人 厚实人权 责任伦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参见黄金荣：《人权的中国特色及其普遍性之途——评安靖如的〈人权与中国思想：一种跨文化的探索〉》，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169页。在西方人权文化中的有益部分与中国社会与文化关系上，只能是前者嫁接于后者之上并与之相适应，而不可能是前者替代后者。
[27]同前注[18]，赵敦华书，第231页。[23][法]勒内.笛卡尔著：《谈谈方法.指导心灵的规则》，刘延川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页。
在共在之前，每个人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唯有存在于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之中，才生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所以个体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应为关系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所取代。中国人权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人学根基，就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中国人权理论。
1914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约法》大幅扩充总统权力，全部照搬了《临时约法》的自由与权利种类，但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将人民有……之自由各条款均修改为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之自由。我们说在方法论与手段的层面，中国的人权制度与规范是建立在全体/个体二元构造之上的，这一构造又是以关系/他者/责任之人的设定和规定为基础。在历史复归沉静常态之时，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器物、制度与文化之关系。《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享有身体、财产营业及各项政治权利与自由。
唯一改变的是国家元首不再是世袭而是在名义上由国民选举产生而已。西方人权——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和制度技术——被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接纳并不太困难，但因其内容构成触及了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规定性的思维方式、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深层构造，所以必然会遭遇强烈排拒。
中西方对人权价值的认知是共同的，不同的是西方的个人本位人权生活与制度的逻辑是由个人权利推导责任，而中国的人权生活与制度逻辑是从责任推导权利罢了。人权法学界研究人权之传统作业领域主要是一国的人权法案或者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体系，因为传统人权保障路径是诉讼中心主义的，主要是靠被动性的司法机关救济来实现的，因此可以将传统人权体系称之为主观人权体系。
因此，如果不首先解决何种人的人权以及人的何种权利等问题，抽象地讨论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应该容纳人权或者能够自生人权[28]，就是一个不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伪命题。该部宪法在章节布局上先规定国家机构然后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奉行优先保障国家、集体再行保障个体、私人利益原则，规定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第十条），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第十四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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